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贸促会2020年第二期海外常法形势报告会举办 了解美国制裁政策 有力防范法律风险

为增强企业海外贸易投资规划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意识,帮助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投资,防范涉外法律风险,“危中寻机、变危为机”,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近日举办第二期海外常年法律顾问形势报告会。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海外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美国片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开明,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合伙人刘若滃,前美国司法部资深检察官、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合伙人瑞恩·法希,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现任博然思维总监珍妮弗·福勒,博然思维合伙人西奥班·高曼,博然思维合伙人孟晋红,道琼斯公司中国区风险合规总监马建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廖诗评,清华大学教授杨国华等专家共同参会,重点探讨美国相关经贸投资现状、近期政策、法律风险与未来发展趋势,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郑伟出席并作总结。

会上,蔡开明梳理了自2018年11月以来美国对华采取的主要限制措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对我国采取宏观打击,例如实施“中国行动计划”,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安全可信网络通讯法》《台北法》《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香港自治法》等;二是通过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对华实施精准打击,例如将华为、中广核、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头部企业加入实体清单,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相关的高级领导列入SDN清单等。

“‘轻执法、重制裁’是近期美国对中企制裁的一个特点。”刘若滃认为,由于美国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失利,加之美国政府重要部门存在人事变动,因而执法方面工作进度有所降低,这是“轻执法”的体现。“重制裁”则体现在美国从政策上降低标准,在无需掌握充足甚至是经得起推敲的对中国公司不利证据情况下,就可通过政策性手段对中企或者团体进行制裁,而上述政策性制裁的手段主要依赖有关美国企业。比如,相关美国政府部门会直接和美国大公司的法务及高层人士接触、施压,这一做法导致美国公司近期针对中国业务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也加大了中国企业的合规压力。

瑞恩·法希指出,自2018年以来,美国在司法和政治等多领域采取行动,美国还可能对任何使用美元的银行采取行动。中国企业在交易中即使并非通过美元结算,也要保持谨慎。

珍妮弗·福勒认为 ,当前美国政府采取各种行政命令限制中国,无论在人权还是数据保护方面,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广泛支持。很难预测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相关政策方面是否会有所好转。

“美国大选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之间的政策。” 西奥班·高曼表示,从数据来看,2020年1月中美在签订贸易协定之后,双方关系向乐观方向转变。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中美关系再一次陷入低谷。目前,在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将中国描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的国家,未来在跨境信息交流方面,美国的制裁力度会逐渐加大。

孟晋红指出,中美关系将会继续朝着消极方向发展,目前很可能尚未触底,仍需为未来几个月的动荡做准备。虽然2020年大选结果可能会对中美互动方式带来变化,但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立场总体上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此外,相关数据显示,由于对中企缺乏可获得信息的渠道,了解程度不够,消费者行为的政治化程度会变高,中美关系恶化可能使更多中美企业受到负面影响。未来中企急需提升在环境、企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

“美对华制裁政策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需要动态看待,及时进行风险预警、调整战略和业务方向,并将具体措施落实到业务层面,有效果才是最关键的。”马建新强调,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已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实际问题的一个主要外交手段。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制裁措施比之前几任总统多一倍,仅2019年就有82项新措施。无论下一届总统是谁,上述措施都不会弱化,反而会更加成熟,运用更加自如。所以,金融机构和企业要高度重视,正确应对,高质量、精细化合规管理。此外,由于风险具有传导的特点,对于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合规,可以与反洗钱、反腐败等其他问题一并考量。

崔凡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其他经济体都更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产业的“本土市场效应”,即一国的内需成为获得外需、占领外需市场的重要推动来源。而互联网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巨大研发投入撑起规模,然后获得盈利,它有一种自然垄断的特性。以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排行来看,前10名的企业中,中国企业2家,美国企业8家;前20名的企业中,中国企业7家,美国企业13家。可见中美之间在互联网产业方面竞争非常激烈,但目前这一领域缺少国际规则,各国依赖本国的反垄断法执法,在执法方式、力度上存在很大区别。未来,尤其在科技领域,中美之间可能衍生出两套标准,形成两个生态体系的竞争。

廖诗评认为,经济制裁在短期可能对企业产生很大影响,期待贸促会能够在合规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桥梁,以便节省双方的交易成本。

杨国华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冷战宣言及措施,比如,美国对中国经济活动进行粗暴干涉,尤其在关税方面,此外,还大量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一方面是要关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近期与远期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寻求WTO规则与国际方面的解决方法。

郑伟介绍,自2016年起,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在美国、欧盟、拉美、东盟、欧亚等国家和地区选聘专业机构作为经贸摩擦海外常年法律顾问。近年来,经贸摩擦海外常年法律顾问在提高中国贸促会应对经贸摩擦工作的专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郑伟表示,目前,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运行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国际贸易投资萎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困难重重,金融等领域风险集聚。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已陷入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重新洗牌。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外部不稳定因素在显著增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程度加深的大背景下,对贸促会法律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已于7月15日主办第一期经贸摩擦海外常年法律顾问形势报告会(欧亚片区),欧盟、东盟以及拉美片区的经贸摩擦海外常年法律顾问形势报告会也将陆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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